亨利·菲利浦·亨利·菲利普·奥默·贝当（法语：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年4月24日－1951年7月22日），出生于加来海峡省，1878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1888年毕业于高级军事学校，法国元帅、维希法国元首、军事家、政治家。
1870年，年少的亨利·菲利浦·贝当决心成为一名军人。1876年，贝当进入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习。毕业后，他立即志愿加入新成立的阿尔卑斯山地兵团。在这期间，他的军事论文新见解在法国军内外产生了不小的震动。1888年，贝当回圣西尔军校担任教官，因其军事防守理论不合时宜，因而被与其理论相左的军事长官所弃用。一战期间，贝当凭借军事指挥才能由步兵旅长逐步晋升为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并先后参加了马恩河、阿拉斯、香槟等战役，成为法国军界的支柱。1916年，他擢升为法国南部军队总司令；同年2月，贝当任凡尔登地区司令官，取得凡尔登战役的胜利，因此被誉为“凡尔登英雄”。之后，他又出任了西线法军总司令。
1940年5月，面对德意侵犯，84岁的贝当被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任命为法国副总理，期望贝当能拯救法国，但此时的贝当认为法国无战胜可能，主张向德国投降。同年6月22日，贝当代表法国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建立首府设于维希的傀儡政府并任总统，抛弃“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旗帜，提出“工作、家庭、祖国”口号，纵容德军以暴行报复民众，还协助纳粹搜捕并移交10万余名犹太人，致使多数犹太人遇害；同时放任德国掠夺法国资源、强迫60万法国人前往德国服苦役。1944年，诺曼底登陆后，巴黎解放，贝当被辗转控制。1945年7月，他被法国最高法庭以卖国罪判处死刑，后经夏尔·戴高乐特赦改判无期徒刑，囚禁于耶岛。1951年，亨利·菲利浦·贝当在狱中去世，终年95岁。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贝当出生于1856年4月24日，早年就读于中上中学，贝当的拉丁语、英语、历史、地理及神学等各个科目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刺激了少年的贝当，他决心成为一名军人。1875年，贝当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圣西尔军校录取。1876年，贝当进入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习，接受系统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贝当的体形仪表可以当作圣西尔军校的商标。1878年，贝当从圣西尔军校毕业；他立即志愿加入新成立的阿尔卑斯山地兵团。他在山地部队中服役了5年，此后又调到步兵单位继续服役。贝当在山地团服役的日子里，并没有因为闭塞无聊的生活而放松对军事理论的探讨。在这期间，他持续不断地发表了数篇军事论文，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法国军内外产生了不小的震动。
1888年，贝当毕业于高级军事学校。同年，贝当被他当年的老师调回圣西尔军校担任教官，当时正值普法战争后期，法国战败，割地赔款。德国担心法国会东山再起，因此加紧备战，以武力威慑法国，使法军在军力对比上处于劣势。此时的法军内外占统治地位的仍是进攻战略思想，贝当却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御对抗进攻为中心的军事理论。他认为，组织良好的防御对迟滞敌人进攻是最必要而且是最为行之有效的，而以进攻对抗进攻则不仅要具有优势的兵力，还要具备充足的火力，才能够胜算在握。可想而知，在法国军内一片为普法战争失败而复仇的呐喊声中，贝当的这一防守理论显然不合拍，因而被与其理论相左的军事长官所弃用。
1900年起，贝当先后任国家射击学校教官，军事学院步兵战术学助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贝当是步兵团的上校团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58岁的贝当到了面临退役的年龄，还只是驻扎在阿腊斯的一名步兵团上校团长。
从将领到“凡尔登英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马恩河战役中，由于贝当指挥得当，被晋升为第六师上将师长。“一战”的模式不再是遵循全面进攻的战略措施，而是由贝当提出的防御战略。这也让贝当有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同年10月，他再次被晋升为第三十三军军长。1915年5月，贝当在阿尔萨斯攻势中，率部队突破了德军的坚固防线，虽然其进攻由于德军的纵深防御而失败，但其炮火准备使德军吃惊不小，同年7月，贝当被升为第二军团司令。贝当已经发展他毕生所信仰的火力论，他说：“攻势是前进的火力，守势是停止的火力……炮兵征服，步兵占领。”贝当认为不应用人来对抗物，消耗敌人应用火炮来达成，而不能用没有保护的步兵。他的办法是首先使用一系列有严密计划和有限目标的节约兵力的攻势，来消耗敌人，等到敌人精疲力竭之后，才发动最后一击。虽然有人觉得贝当是过分小心，但事实上，他不仅是冷静合理，而且真正爱护他的部下。
在马恩河战役中，当步兵们匍匐在德军炮火射程之内时，贝当亲临前线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而不像其他将领躲在火线外，只命令他们的部下去拼命送死。有一次他向一个被击溃的团训话时说：“当你们进攻时高唱着马赛曲（法国国歌），那真是伟大。但下次你们可以不需要再唱了，因为有足够的火炮来保证你们的攻击成功！”他说话算数。到了1915年底，部队对他也就产生了信心，知道如果他要发动一次攻击，那一定是有某种理由，他绝不会像那些雄心过火的将军们一样，会为了攻占敌人少数几码长的堑壕而让部队做无意义的牺牲。
贝当生活在基层的时间最长，深知士卒的甘苦，这是其他高级将领所缺乏的最宝贵的品质。他知道伤兵是如何痛苦，一般士兵的生活是如何艰辛。有一次，一位营长正当午饭送到时接到备战的命令，他就命令部队空着肚子立即出发。贝当知道这件事之后不禁大怒，他说：“这个人简直不配当下士！”
德国在东线进攻俄罗斯未达单独讲和目的，根据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建议将重心转向西线，1916年2月21日，德军动用10个师27万兵力进攻法国东北地区边境战略据点凡尔登，而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将军此前忽视德军进攻意图，仅在凡尔登部署4个师10万人及一般性防御工事，德军炮火烧毁凡尔登周围森林、削平山头并占领要道，法军防线岌岌可危。关键时刻，法国政府任命贝当为凡尔登地区司令官，成为法军中的将星。年过六旬的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晚赶赴阵地，组织法军抵抗，同时下令抢修道路、组建庞大运输队，一周内调运19万援军及25000吨军用物资至前线，扭转法军被动局面。
1917年4月，法国霞飞总司令的继任者尼韦尔将军发动的自杀式攻击，被德国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击溃，伤亡12万多人，丧失士气的法军像潮水一样地溃退，指挥官的冷酷和士兵惨遭屠杀激起兵变，陆军部队拒绝开往前线，5月15日，贝当取代尼韦尔出任法军总司令。上任之后，他就提出了“多用钢铁，少流鲜血”的口号，以反对以前不计士兵死活的打法，针对士兵中日益增长的反战情绪和层出不穷的逃亡哗变事件，贝当采取镇压和怀柔的两面手法进行整顿，他着手缓和士兵的不平心理，严厉地惩罚了魁首，宽恕了大部分参与者，平息兵变。
后续德军倾泻大量炮弹、毒气弹，飞机首次参战，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贝当指挥法军死守；同年7月后，法军挫败德军进攻势头并逐步掌握主动权，于10月24日及翌年1月15日发动两次反攻，夺回伏奥、都蒙两座炮台及部分失地，德军无力再组织大规模进攻转入防御，凡尔登战役以德军失败告终。这场战役法军投入66个师、德军投入46个师，双方死伤约100万人，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贝当也因此被誉为“凡尔登英雄”。
战役结束后，时任法国总统普安卡雷表彰了他，在专用列车上设宴款待。贝当也因此战被视为“法兰西的救星”，成为名噪一时的英雄，并在此后出任了西线法军总司令。后来，他又参加了阿拉斯等战役。1917年4月底，贝当被任命为法军参谋长，两天后擢升为法军总司令。
西尔军校步兵出身的贝当对于炮兵的使用，所具备的知识和经验甚至连许多炮兵专家都自叹弗如。在阿托斯会战时，据说他对每一门炮都曾亲自放列。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法国在内的协约国一方取得了胜利，贝当也因卓越的战功而被晋升为法国元帅。
一战后作战风格
1920~1931年，贝当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陆军总监。1925~1926年，他指挥法军镇压摩洛哥民族解放起义。1931~1934年，他任防空总监、陆军部长。任内，他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战阵地战经验，支持构筑马其诺防线，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1934年2月，贝当出任杜梅格内阁的陆军部长。任职期间，贝当没有把握时机有效地提高法军的作战能力。
在1936年选举前夕，左翼的人民阵线即将获胜，贝当公开支持“民族和解”。据沃思所述，“这一呼吁充满了火十字团的术语，右翼希望这位80岁的凡尔登英雄对他们的支持，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39－1940年，贝当出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与戴高乐的战前分歧
贝当与戴高乐早年相识，结下忘年交，贝当曾利用职权提携早年不得志的戴高乐，戴高乐亦心怀感激，但两人性格迥异，随着时间推移渐生不协调，20世纪30年代后期，围绕对德国的看法分歧加剧，戴高乐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对法国构成巨大威胁，贝当则不以为然，双方均主张自身立场基于法国利益。
投降与维希政府建立
1939年9月，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初期英法对德实行绥靖政策，德军迅速侵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绕过马其诺防线从法比边界攻入法国，横扫法军并将几十万英法联军包围于敦刻尔克海滩，虽有33万余名联军撤回英国，但损失惨重。此后德军向法国内地急速推进，直逼巴黎。
1940年5月，德军开始进攻法军，作为永久性防御工事的马奇诺防线不攻自破。先后由甘末林和魏刚指挥的法军节节败退。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任命84岁的贝当为副总理，期望借助其昔日功绩与声誉拯救法国，然而此时的贝当思想退化保守，认为法国战局已无可挽回，无战胜可能，主张成为战败民族的保护人，毫无斗志，法军总司令魏刚也力主停战谈判。6月10日，意大利向法国宣战，法国处境危急。因法军一败再败、兵无斗志。
在1940年6月13日至16日为期4天的戏剧性讨论之中，贝当公开而毫无保留地出来当了主和派的领袖。贝当向内阁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排除了在法国本土以外继续战斗的任何想法，而在本土以内他又坚信法国业已战败，剩下的只有设法缔结一项体面的合约。贝当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法国的复兴不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取得，而应是“祖国及其子孙承受苦难”的结果。停战并不是对战败的惩罚，而是一个新的开端，即“保证不朽的法兰西永世长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贝当甚至以辞职相威胁。16日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雷诺辞去总理职务，阿尔贝·勒布伦总统任命贝当组阁。
1940年6月16日晚，贝当奉命组阁，随即请求西班牙政府充当法国与德国谈判的中间人。次日，贝当下令法军停火，从而使法国在同德国谈判停战和议和条件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不久，以贝当和魏刚为首的投降派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向德国提出停战请求。巴黎沦陷后，贝当接替雷诺出任法国总理，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愿把自己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1940年6月20日，贝当向阿道夫·希特勒求降，
1940年6月22日，法德停战协定被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法德（当时法国是战胜国）“停战车厢”里正式签字，法国（此时的法国却成了战败国）被迫接受苛刻屈辱的停战条件。法国分为两部分，包括巴黎在内的3／5的国土（主要是北方工业区）归德军占领，占领军的费用由法国负担。南部和西部（主要是农业区）为自由区；法国的空军、陆军裁到10万人；最重要的是，贝当政府必须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与德国“合作”。
1940年7月1日，贝当政府迁到维希。10日，国民议会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决议，贝当被授予“国家元首”的称号并兼任总理，拥有召开国民议会、制定行政立法、指挥军队、任命或撤换部长等多种权力。贝当制定的新宪法以“法兰西国家”代替了“法兰西共和国”，以“劳动、家庭、祖国”代替了自1789年继承下来的“自由、平等、博爱”。首府设于维希，史称“维希政府”。
贝当管理的维希政权出现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40年7月10日至12月13日，由皮埃尔·赖伐尔作为代理人的贝当——赖伐尔时期。第二时期从1940年12月13日至1942年4月18日，原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变成维希政权的第二首要人物的贝当——达尔朗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42年4月19日起，赖伐尔在德国人的支持下重新执政，同时颁布新的制宪法令：“法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全部授予政府首脑（即赖伐尔），政府首脑由国家元首任命，并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
维希政府的统治与罪行
贝当政府投降后，法国人民并未屈服，各地抵抗运动持续发展，夏尔·戴高乐在英国竖起抵抗旗帜，宣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这一讲话触怒贝当，他认为戴高乐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反叛，不久法国驻英使馆向戴高乐转达回国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命令，遭戴高乐拒绝，贝当政府的军事法庭判处戴高乐死刑，贝当审阅判决书时批示“暂不执行”，两人自此反目成仇。1940年7月10日，贝当在维希政府议会选举中当选总统，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为削弱法国人民斗志，他抛弃“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旗帜，为维希政府提出“工作、家庭、祖国”的新口号，要求民众放弃抵抗、安心工作。
纳粹德军为恐吓民众、打击抵抗活动，常以枪毙人质报复法国人民对德军的袭击，且规模不断扩大，如“夏多布里昂事件”中，德军为报复南特城德军卫戍司令霍尔茨中校遇刺，宣布枪毙50名人质，并称48小时内未能查获凶手将再枪毙50人，贝当对这类暴行听之任之，毫无抗议勇气。在德军大肆捕杀犹太人的过程中，维希政府充当帮凶，内政部组织“退伍军人团”，效法纳粹兜捕犹太人并移交德国，1942年7月，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达成协议，德国可在其占领区任意搜捕犹太人，维希政府管辖内的犹太人由该政府移交德国，此后不久，维希政府便将100420名犹太人送往纳粹手中，致使多数犹太人惨遭杀害。
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大肆掠夺法国资源，强迫60万法国人前往德国服苦役，法国经济完全被德国控制，因贝当的软弱，纳粹侵略军得以肆意屠杀法国人民，占领区内的法国人毫无人身安全保障。1942年11月8日，美军在北非登陆。贝当命令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尔朗与盟军配合作战，同时又发布电文抗议盟军登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抵抗是象征性的，事实上已经向盟军打开了北非大门。德国人因此认为停战条款已经不起作用，因此于11月11日出兵占领了法国南部地区，维希也变成德国人的。此后的贝当完全成为傀儡。
末路与审判
1944年6月6日，英、美、法联军成功在诺曼底登陆，纳粹德国败局已定。8月，戴高乐从伦敦来到巴黎，受到200万人的热烈欢迎。贝当见大势已去，试图将权力全部移交给夏尔·戴高乐并寻求重归于好，遭戴高乐不屑一顾。8月20日，贝当等人被德国人从维希带到洛克马林根的霍恩佐伦软禁起来。而就在当月，希特勒的党卫队把贝当等维希政府全体成员押到德国的西格马林根堡“保护”起来；盟军攻入德国本土后，又将他们转移到瑞士的一个小城镇。德国投降前夕，穷途末路的贝当向法国临时政府自首。
巴黎解放后，贝当在德国政府胁迫下被盖世太保送往贝尔福；1945年，又被解往瑞士。戴高乐出任法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脑后，下令成立最高法庭，专门审理维希政府高级官员卖国罪行，先后审判108名该政府部长及高级官员。法国公众对贝当的审判高度关注，戴高乐希望对其进行缺席审判，不愿昔日恩师、民族英雄站上被告席，甚至希望他留在国外，但贝当希望回到法国，通过瑞士驻法大使要求戴高乐将其带回，戴高乐无法回避，遂将贝当带回法国监禁。
1945年7月23日，法国最高法院开庭审判贝当。起诉书列出了贝当的5条罪状：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违背了法英同盟条约；配合德国，对英国和其他盟国采取敌对行为；同赖伐一起，动员全国工业部门支持纳粹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并向德国输出大批法国劳工；建立独裁政权；私自允许德国控制本国领土。贝当身穿法国元帅战地服，仅佩戴一枚军功章，前往最高法庭接受审判，庭审中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仅声称自身所有行为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的辩护律师则十分活跃，说贝当这些行为是无奈之举，也没有完全与德国合作，等等。辩护律师还威胁法庭说，如果贝当被处死，国家将会面临分裂的危险，法国人民也会感到痛心。
1945年8月14日，贝当因犯通敌罪被判死刑，没收一切财产，并且宣布他是“民族的败类”。此外，法庭还认定他犯有“误人罪”。许多正派的公民因为他过去是英雄而信任他，结果被引入歧途。他当年一手提拔的戴高乐签署了特赦令，改判终身监禁——就像五年前贝当也在维希政府对戴高乐进行缺席审判的死刑判决书上签署“不要执行”一样。审判结束，贝当被囚禁于戴尔岛的一座要塞，但是他在这里健康恶化得很厉害。1951年6月，他被转往大西洋比斯开湾的耶岛监狱。7月23日，贝当死于该监狱，此时他已经95岁。死后也葬在岛上，墓碑朝向大陆。
个人生活
菲利普·贝当出生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考奇拉退尔小镇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农民家庭中。他出生之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再婚后，由于继母对他疏于教育，贝当直到三岁才学会说话。他的外祖父母随后把他接走抚养，贝当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此后贝当曾对旁人表示自己人生中所有的成功都应该归功于自己外祖母的教育。在外祖父母的抚养下，贝当学会了读书写字，并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主要成就
人物评价
我发现他做事认真、学识过人、要言不烦。尤其是最后一点在法国人中更是非常少见。（一战时英军总司令黑格 评）
这位“死”于1925年的最高指挥官是个伟大的人。麻烦在于他不知道这一点。（夏尔·戴高乐 评）
贝当元帅“是个伟大的战士，这是我们国家的事实，他促成了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因此纪念贝当完全“正当”；贝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做出了“灾难性的选择”，但政治生命就像人的天性一样，有时会比我们希望了解的情况更加复杂。（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评）
这一现象构成了“难以解释的矛盾”：作为维希政权的最高领导者，贝当在数千名法国犹太人遇害事件中负有直接关联的个人责任，但相较于维希政权整体所承担的迫害犹太人罪责，贝当的个人角色与具体责任或许再次被弱化处理——即便这种弱化并非源于对其行为的主动辩解或正当化论证。（英国历史学家朱利安·杰克逊 评）
贝当在历史上的最终形象是一个叛国者，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他在“一战”中颇有建树。他不同意福煦对于“进攻精神”的强调，认为现代战争中防御更占优势，这种谨慎小心的态度使他成为“一战”中法国最成功的指挥官。（《法国圣西尔陆军军官军校将军的苗圃》 评）
轶事典故
2014年5月9日，法国《费加罗报》披露了一则重磅消息：法国元帅亨利·菲利浦·贝当的一份尘封八十年的未刊手稿，终于在世人面前展露真容。值得关注的是，这份手稿的撰写过程中，夏尔·戴高乐将军曾参与代笔。身为“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贝当在手稿中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场战役的亲历故事。
有学者评价，这份遗失手稿的重现历程，堪称一部情节跌宕的侦探影片。手稿中收录了贝当对一战的大量分析与独到见解，为一战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据历史学考证，该手稿创作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彼时贝当因在法军士气最低迷的阶段成功提振军心，深受众多老兵的拥戴。不过手稿内容聚焦于数次伤亡惨重的关键战役，并未涵盖一战全景。
手稿撰写期间，“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这一称号在法国民众间广为流传。贝当之所以获此殊荣，核心在于他在战壕对峙中始终将士兵生命安全置于首位，迥异于部分法军少校追逐战功的行事风格。当时民众还尊称他为“共和国的将军”，而贝当本人也希望这份战役手稿能够公之于世。他曾私下表示，诸多同袍早已借一战胜利攫取红利，而自己虽身为战功赫赫、威望极高的费迪南·福煦元帅麾下核心将领，仍在静待晋升契机以实现仕途进阶。
这份手稿后来终以书籍形式出版，书名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由普里瓦主编，全书共计351页，分为47章，配77幅插图。不过该书最初并未规划大规模印刷发行。回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贝当对士兵伤亡的过度关切，曾让福煦元帅质疑其可能持有失败主义倾向。即便如此，贝当始终坚持反对大规模正面进攻的战术主张，认为应尽量规避惨重伤亡，减少不必要的军事损失。手稿的发现过程充满传奇色彩，至今仍留存诸多待解谜团。历史学家指出，与一战时期多数元帅类似，贝当早有留存战争回忆的打算，为此他特意邀请当时担任陆军上校的夏尔·戴高乐协助完成手稿撰写。
戴高乐热衷写作且有文采，而贝当却仅能撰写军事报告。遗憾的是，1927年戴高乐与贝当因政见分歧彻底决裂，当时多数人都认为这份未竟手稿已无问世可能，将就此湮没。加之贝当并未留下其他相关书面遗存，手稿的“夭折”似乎已成定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的出版，才最终证实外界的揣测并不成立。这份手稿的重现间隔了七十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它被秘密转交至一名名叫朱塞佩的意大利泥瓦匠手中。朱塞佩曾多次参与贝当位于蓝色海岸卢贝新城住宅的修缮工程，据推测他获得手稿可能是贝当方面支付的修缮报酬。手稿被妥善存放在一个背面雕刻有贝当头像的特制木箱中。
1989年朱塞佩去世后，手稿便由其女儿妮可丽娜继承。妮可丽娜虽早年听闻过家中藏有一份特殊手稿的传闻，却始终未曾在意。此后近十年间，手稿依旧安静地躺在木箱中，被所有人遗忘。直至一位名叫让-雅克的学者历经多年潜心研究与不懈寻访，才终于让这份沉睡的手稿重见天日，且顺利通过官方权威认证。截至2010年，这份珍贵手稿已在木箱中封存了八十余年。
手稿的史料价值尤为突出：军事战术方面，贝当不仅详细记述了西部战线的作战细节，还全面覆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亚洲乃至非洲的其他所有战场。除详实的文字记录外，手稿还附带精确的实景图片与手绘战术草图，为一战战役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依据。
[Henri Philippe Pétain, French military officer, head-and-shoulders portrait, facing front].loc.202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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